肩背包包

　　 大洋新聞 時間: 2014-04-07來源: 信息時報美國民眾在聯邦最高法院游行示威，抗議最高法院放開競選捐贈限制，稱“民主不應出售”。 美劇《紙牌屋》中，能源大亨塔斯克（左）和政客安德伍茲在幕後各種博弈、交易和較量。 現實中奧巴馬任命的駐外大使有多名都曾為他競選出資，其中包括美國駐阿根廷大使提名人諾亞·馬麥特（左）、美國駐挪威大使提名人喬治·楚尼斯（中）和美國駐匈牙利大使提名人科琳·貝爾（右）。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日頒佈的一項裁決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2014年中期選舉及以後的政治格局。大金主、政黨領袖和擁有富有的支持者的候選人將是這一裁決的最大受益人。
　　而目前，大額捐款募捐活動由“超級PAC”和財力雄厚的政治非營利組織主導。“超級PAC”對捐款不設上限，富人通過“超級PAC”影響選情、左右政治走向的好處是，他們可以享受幕後操縱的快感，而無需公開自己的政治傾向，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目前一個名叫“希拉里預備隊”的支持希拉里2016年總統選舉的“超級PAC”就是其中一個。
　　這一切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紙牌屋》中的情景：能源大亨雷蒙德·塔斯克在幕後操控美國政治。
　　富人將有更多機會左右政治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月以5比4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上限的法案，並認定1974年開始執行的此項法案違反了公民言論自由權利。此前，美國法律規定每個競選周期內個人對聯邦候選人的捐款上限為4.86萬美元，對政黨捐款上限為7.46萬美元，總額12.32萬美元。
　　雖然聯邦最高法院並沒有取消1976年開始執行的對以個人身份參選的候選人的捐款上限，但這一新舉措依然引發強烈爭議，有批評稱，聯邦法院的裁決將讓有錢人更加直接地操縱美國政治。
　　可以捐獻數百萬美元
　　這一裁決實際上取消了競選活動接受捐款所受的一項重要約束。該約束是水門事件後實施的，規定了個人在為期兩年的選舉周期內給聯邦候選人或政黨捐款的上限。
　　“最高法院的裁決會極大地增加主要捐贈者在聯邦選舉中的重要性，”共和黨選舉事務律師羅伯特·K·克爾納說。
　　尤其有兩個群體將成為這一裁決的最大獲益者：有實力為競選捐獻數百萬美元的人，以及能夠接觸到這些人的人，其中包括政黨領袖、資深議員和總統。
　　在2014年的競選期間，捐贈者給每個候選人的捐款依然不得超過5200美元(約合3.2萬元人民幣)。但新裁決允許每個捐贈人向多名候選人捐那麼多錢，人數沒有限制，只要他或她願意。而這可以讓他們向候選人和政黨捐獻數百萬美元。
　　當前的規定是，每個捐贈者給政黨委員會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贈總價值不得超過74600美元；對所有聯邦候選人的捐款總額不得超過48600美元，若按給單個候選人最多捐5200美元計算，捐款上限使得每個捐贈者最多只能給九名候選人捐款。但競選專家稱，未來數月當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生效後，捐贈者可以向這個國家所有的候選人、政治行動委員會和政黨委員會都捐這麼多錢。
　　或帶來更多政治醜聞
　　這一裁決為各政黨的權威階層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超級PAC)和獨立支出組織那裡收回部分權力打開了大門。當前，超級PAC和獨立支出組織在競選中的影響非同一般。專家稱該判決會促使政黨領袖組成聯合募捐委員會，以自己政黨候選人的名義索要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的支票。
　　另外，從理論上來說，一個捐贈者每年還可以向聯邦選舉委員會(FEC)登記在冊的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捐5000美元。這將使支票總金額超過1300萬美元，而當前規定的總額上限僅為74600美元。
　　在國會山，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已在兩黨內部引發了極大爭議。大部分共和黨人都表示對裁決的支持，認為這是保護憲法和公民權利的勝利。也有小部分共和黨人認為，這一裁決可能會在選舉年帶來更多的政治醜聞。
　　但大部分民主黨人對此持批評態度，認為裁決將讓有錢人操縱美國政治。不過，那些背後有大批政治捐款人基礎的民主黨議員則認為，籌款的增加會讓已達捐款上限的捐款人繼續多掏腰包，這樣也將更有利於民主黨籌款委員會鞏固資金實力。
　　美國競選捐款政策流變
　　1974年
　　水門事件後美國出台的法案規定每個競選周期內，個人對聯邦候選人的捐款上限為4.86萬美元，對政黨捐款上限為7.46萬美元，因此，上限的總額為12.32萬美元。
　　2010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0年的裁定，超級PAC能夠向個人、企業或其他利益集團無限制籌集資金。它們雖不能與競選陣營直接協調或直接向其提供獻金，但可以把所籌資金用於對選舉的支持，比如製作發佈政治宣傳廣告，從而為富豪影響競選打開方便之門。
　　2014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日宣佈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上限。但聯邦最高法院並沒有取消1976年開始執行的對以個人身份參選的候選人的捐款上限。
　　（下轉B03版）
　　（上接B03版）
　　紙牌屋背後的權錢交易
　　如果說富商支持PAC只是一種美國式合法的政治游說，那麼在這場權錢交易中如《紙牌屋》里雷米一樣的政治說客不可或缺。
　　權錢交易讓說客吃香
　　政治游說是代表各利益集團的活動家向議員施加影響的行為。由於議員們所立法規可以使相應集團獲得極其可觀的經濟利益，為確保“權錢交易”的平穩進行，說客在華盛頓成了一個報酬相當可觀的行業。去年一本暢銷書《這座城》就披露一位為土耳其做游說的說客的月薪是7萬美金。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其他地區一直處於經濟衰退中，而華盛頓特區及其近郊的房價卻可以不跌反升的主要原因。
　　美國《大西洋》月刊調查指出，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後加入游說集團；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後擔任游說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則達到50%。
　　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萊斯格指出，真正的國會議員會用60%的時間來為自己的政治生涯籌錢，對說客背後金主的要求自然也會分外上心。“有錢能使鬼推磨”，被游說後的議員們就各懷鬼胎，用自己手中的選票相要挾，在法案中添加各式各樣的條款。這也是為什麼1913年創建美聯儲的法案只有31頁，而去年通過的醫改法案超過2000頁。也正是這些“例外條件”和“豁免特權”的條款，將奧巴馬醫改的鋒芒磨平。
　　有估計認為，2010年華盛頓的說客開銷高達30億美元，而1998年這個數字還只有14億美元。 “羊毛出在羊身上”，與聯邦政府每年3.5萬億美元的預算比起來，任何有理智的利益集團都不會打錯這把如意算盤。《紙牌屋》里的說客雷米暗示安德伍茲，國會上下左右已全被他買通，如不就範，他還可以另闢蹊徑。這才是刀刀見紅更真實更令人髮指的政局陰謀。
　　50萬美元捐個大使
　　而另一方面，如果單從錶面看，這種合法的權錢交易也可見一斑。在大選期間“出了血”的富商們回報除了影響政客，進而做大商業利益最大化，這些富商們還自己從政，至少在奧巴馬的班子中看，花了錢的富商們，仕途可謂順利。
　　美國媒體2月報道，美國“響應政治中心”公佈了奧巴馬第二任期，大使候選人的出資與籌款。奧巴馬第二任期共任命了35位駐外大使和國際機構代表，其中為其2012年競選出錢的大使共14位，駐國際機構代表5位，占提名者半數以上。他們的捐資從幾百美元到幾十萬美元不等。
　　在為奧巴馬花大錢的這19位大使和代表中，有12位出資高達50萬美元以上，占捐款大使的六成以上。美國常駐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代表邁克爾·勞森捐資為20萬至50萬美元，其餘大使在2008年至2012年間，為民主黨、奧巴馬及其就職演說捐了幾百美元到幾萬美元不等。
　　“金主們”如此慷慨的捐款，讓奧巴馬怎能不慷慨回報，於是，加官進爵成了他最好的選擇。有意思的是，在捐錢的19名大使中，只有6位曾經在政府供職，另外13位大使曾經的工作則頗有些“喜劇色彩”。
　　美國駐新西蘭大使是美國職業棒球聯盟選手，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科琳·貝爾是肥皂劇製片人，美國駐挪威大使楚尼斯是開酒店的，美國駐伯利茲大使是墨西哥—美國酒吧協會會長，美國駐阿根廷大使諾亞·馬梅是一政治咨詢公司創始人。
　　另一種看法：制衡和監督下“好事”難成 使壞也難
　　《紙牌屋》中一方面能看出美國政治一種合法的“權錢交易”，另一方面，也同樣可以看到兩黨競爭、分權掣肘、游說集團、議員利益交換、個人恩怨以及社會撕裂如何使得“好事”難以做成或者被做成“四不像”。劇中，克萊爾發起的“反軍隊性騷擾議案”本來是眾望所歸，最後在各種勢力的角鬥下被攪黃了。“利國利民”的教育法案和Port Jefferson大橋項目最後雖然通過了，但是其中經歷的“腥風血雨”，可真讓政治家對民主望而卻步。這些情節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現實中奧巴馬的各種改革——尤其是醫療改革法案——在美國一波三折的命運。從國會辯論到政府關門，從最高法院裁決到民調起落，為了通過醫療改革法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後，不過將美國的醫療制度拉動了3釐米。
　　也可以看得出，在這個體系里，一個政治家想要做成禍國殃民的壞事可也沒那麼容易。儘管為了收視率需要，《紙牌屋》將邪惡的安德伍茲塑造得無往不利(為此不得不將他身邊的幾乎所有人——上至總統、國務卿，下至保安、記者——塑造成智商50的玩偶)，但它還是間接展示了美國政治的複雜圖景。那不是一個垂直的金字塔體系，而更像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平行蜘蛛網。
　　總之，在這個縱橫交錯的平行蜘蛛網中，有監督有制衡，最壞的可能也壞不到哪裡去。
　　
　　（原標題：“金主”影響下的美國政治）